8848.86米，这个特殊的地理数据，是激励一代代登山测绘队员追光前行的精神坐标。

1975年之前，珠峰高程数据一直被国外垄断，就连中国版地图上也使用的是国外数据。为了填补这项空白，在设备有限、技术还不成熟的条件下，国内几乎所有的登山队员都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去完成测量任务。也是在这年，中国首次测出珠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.13米。2005年，中国人再次登顶测量珠峰，向世界发布了珠峰岩石面高程为8844.43米。最近一次测量珠峰是2020年5月，中国与尼泊尔共同宣布珠峰最新雪面高程8848.86米。

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间，陈刚先后四次攀登珠峰。身为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教授的陈刚不仅仅是一名登山者，他长期从事大地测量研究工作，肩负着采集科研数据等科考任务。

(资料图片)

2020年，国家启动中尼珠峰高程测量任务。陈刚全程参与测量珠峰“新身高”。在后期冲顶过程中，尽管受恶劣天气的影响，陈刚依然完成了三次冲顶往返相对重力测量工作，获取了珍贵的时段重力变化数据。

2022年4月30日上午，陈刚与在读中国地质大学测绘专业的儿子陈李昊一起，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。父子俩不但完成了多年前关于珠峰的约定，也在地球之巅完成了一次科研精神的传承。

陈刚说，珠峰既是地理高峰，也是学术高峰。“登顶珠峰不是目的，我心向往的是毫米级数据。”

为珠峰量身高

新京报：为珠峰量身高，在普通人看来是非常专业的课题，您会如何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个过程？

陈刚：类似给人量身高，首先我们要确定头在哪里，同时也不能忽略他站在什么地方，把脚的位置定准。

第一个工作是确定基准。首先要关注珠峰的顶部和海平面问题，要从日喀则、拉萨等周边地区把我们国家高程测量的基准引过来，引到珠峰大本营，确定起算点的位置。从大本营的起算点到峰顶，我们要找六个交汇点，要从六个方向测量珠峰，这六个点的工作是珠峰测量的基础测绘工作，先打基础。

第二步，测量队员要用仪器往顶峰一步一步推进，这个工作就叫传递高程，测量工作和登山工作同步进行，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。往上传递高程的过程中还需要多次测量，往返观测，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完成了，就需要等一个好天气，我们在窗口期，把北斗导航设备和测量觇标送到顶峰。

新京报：顶峰常年积雪，雪的厚度常常随天气变化而变化，这个因素是否会影响到珠峰的身高？

陈刚：顶峰测量，它不能只依靠一种技术，需要多种数据的对比，我们要用到比如说北斗卫星去测坐标，那北斗测得准不准呢，还需要GPS和格洛纳斯卫星导航系统等其他卫星的数据做对比。卫星测量是一种新方法，要与传统的方法相互结合相互对比分析。

传统的几何测量方法是多次在顶峰竖起测量觇标。觇标是红颜色的，有很多反射棱镜。我们要从山下的六个交汇点上瞄准峰顶竖起的觇标，通过发射这种激光，使信号反射回来，得到六个点到珠峰顶的距离，这个工作叫三角高程测量。人在顶峰最多待一个多小时，但反射的目标还在顶上，这个测量可以从早测到晚，要测几十组数据。

但是这些方法都只能测到雪的表面。雪在峰顶它是高低起伏的，有时候下一场大雪，峰顶的高度位置也会变化。你想确定雪有多深，我们就要在峰顶使用冰雪雷达探测仪扫测几条剖面，后期在电脑上通过数字高程模型确定立体的雪深。我们还要用地面重力仪在顶峰测重力值，研究相对于珠峰下面基准点的重力变化量。2020年，我们国家还在珠峰地区开展了航空重力测量。这些数据相互检验和融合，也是传统测量和现代测量的融合。

新京报：因为攀登珠峰每年只有短暂的窗口期，测量人员如何做到一边登山一边测量？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时去做专业的事？

陈刚：一边要训练怎么往上爬，一边做测量，并且有时候还要往返测，相当于我们早上从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，到海拔5800米的地方向上走了九公里，测了一整天，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还要往回返测，相当于我们从零开始再返回看，数据还是不是零，数据要闭合，这是往返观测。

这个过程我们要依靠登山队员协助，没有他们提前修路绳，提前搭设帐篷，准备补给，测量工作将会非常艰难。测量人员和普通的登山者一样，都要往上走，只不过测量队员要肩背比较精密的设备，普通设备可以让别人背，但是怕摔的仪器都要我们自己背。

2020年，我们其实是登了三次才往上冲顶。从大本营走到6500米，花了两天；到7028米又花了一天；没想到在7790米的地方，下了一场大雪，我们就不能往上走了,只好撤回大本营。等第二个星期决定上去，又没有完成，到第三次才成功登顶。

我们的多次往返，上下测量，其实对测量是一个好事，有更多的数据做支撑，但也会消耗更多的体力。

珠峰之险

新京报：2023年，尼泊尔当局一共颁发了478张珠穆朗玛峰登山许可证，创下七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由于99%的登山者至少会有一名夏尔巴向导陪同，今年珠峰攀登人数业已超过一千人。目前，从尼泊尔南坡攀登珠峰的死亡和失踪人数已经多达十几人。攀登者怎么预估风险？

陈刚：其实尼泊尔的南坡路线，更多是商业型登山，辅助配合的商业公司特别多，像今年中国人从南坡登珠峰的大约有九十人，相比之下，从中国北坡允许登珠峰的只有15人。

在中国，我们有国家体育管理总局的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负责审批，要求身体健康，年龄不能超六十岁，不能小于18岁，没有登过八千米海拔以上的山也不允许登珠峰。但在国外没有这些要求。

人数多的风险在于，本来一条窄路，在行走过程中会拥堵。大量的人会在拥堵的过程中冻伤，因为堵在了一个节点，一个人上不去，上面的人也下不来，有时候会等两个多小时，这样就造成体能和氧气的消耗。

新京报：在中国境内，北坡登珠峰的话，会面临哪些风险？

陈刚：有一些风险是无论北坡和南坡都会面临的。首先在于气候，珠峰地区是小气候，在十公里内天气变幻无常，有时候变化按分钟计算，你行进的过程中时刻会出现大风或暴雪。

你还会面临雪崩、冰裂缝，脚下的冰裂缝很隐蔽，不小心走着走着就会掉到裂缝里去，裂缝下面基本都是深渊。再有经验的人，都无法和自然抗衡。我们每次测量都会有人手脚冻伤，这些都属于恶劣环境影响。

另一个风险在于人，你依托的向导的经验和他的能力都很关键。我们有一年攀登过程中向导生病了，要临时下撤，他下撤我们也只能跟着下撤。也包括物资的问题，比如提前准备好的帐篷，有可能会被风刮破吹走，你就没办法在那休息。

父子登顶 科学传承

新京报：为什么会和儿子一起攀登珠峰？

陈刚：登山和科考结合是中国地质大学的传统，有非常鲜明的学科特色。我的儿子也在地质大学读书，学的也是和我一样的测绘专业。科研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，需要传承下去，通过攀登自然的高峰，他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攀登他的科学高峰。

2022年我之所以带着儿子一起爬珠峰，是想让他配合我去珠峰完成一项科研任务，我给他配置了一套和我一模一样的设备，想到我若上不去就让他来完成。当年他是我们队伍第一个到达顶峰的，上去后没有等我就完成了40分钟的观测任务，我们会合后，我又把仪器和他放在一起，做了20分钟的比对观测，有了双备份数据。下山时我们还采集了雪样和岩石样品。

新京报：在20多岁的年纪登顶成功，这个过程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
陈刚：我之前总是担心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但是他就能完成任务。如果一个年轻人学会了吃苦，学会了坚持，他一辈子不会再怕什么了。

而且这个过程还可以让他学会抱着一颗感恩的心。他会去感谢为他做了大量幕后工作的藏族同胞，他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他知道，如果没有这些人，谁也登不上去。我一直说不要把自己当成英雄，你成功是靠这些无名英雄支撑着你，要敬畏这种人梯精神。

新京报：在当今时代，在地球之巅进行科考有什么实际意义？

陈刚：珠峰作为世界最高峰，其准确的高度和变化趋势一直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。因为板块运动造成挤压，它每年都在上升，但是每年上升多少毫米还有一个变化的趋势。在这个科研窗口，珠峰就是一个指示器，是世界上研究板块运动最有代表性的位置。我国有责任和义务精确测定珠峰高度并向全世界公布，这既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体现，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。

实际上，追问珠峰高度的历史，也是人类认识地球、探索科技的发展史。珠峰的地理、地质、气象变化特征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标识。中国的地学科教工作者正面向世界科技前沿，不断向科研广度和深度进军，揭示青藏高原、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，这也是珠峰科考的“巅峰使命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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